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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与《海日楼札丛》

发布时间:2024-02-12 1:25:42

  1. 沈曾植的主要著作
  2. 沈曾植的书学思想
  3. 沈曾植绝笔对联欣赏

一、沈曾植的主要著作

沈先生著作多,刻印少,现大部散失,存目四十八种:地理十五种,计有刘宋法显《佛国记校注》一卷,唐樊绰《蛮书校注》十卷,《诸蕃志校注》二卷,《蒙鞑备录注》二卷,《黑鞑 事注》一卷,《元秘史笺注》十五卷,《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西游注录》一卷,《塞北纪程注》一卷,《异域说注》一卷,《近疆西夷传注》一卷,《岛夷广证》二卷,《女真考略》一卷,《蒙古源流疏证》八卷,刑法二种,与徐博泉同辑《汉律辑存》一卷,《普书·刑法补志》一 卷,二稿已佚。佛书菁华录《佛藏一勺》四卷。《海日楼文集》二卷,《乙庵诗存》、《海日楼诗集》十二卷,朱古微编、陈石遗序《海日楼诗 补编》,李证刚编词四卷,书牍二卷,王蘧常编《类贴考》、《寐叟题跋》、《碑跋》一卷,其他札记十四种。

清道光庚戌生,民国壬戌卒,年七十三。《清史稿》列入文苑传溢曰:文诚其未刊诸作有曰《晋书·刑法志补》、《元秘史笺注》、《元秘史蒙语原文十五功臣名》、《元圣武亲征录校注》及校本《女贞考略》、《蒙鞑备录注》、《鞑事注略》、《蒙古源流笺证》、《蛮书校注》、《异域说注》、《岛夷注广证》、《汉律辑存》、《东轩温故录》、《月爱老人客话》、《护德瓶斋涉笔札记》、《道家笔记》、《海日楼书牍》等。 1、《佛国记校注》一卷

2、《蛮书校注》十卷

3、《诸蕃志校注》二卷

4、《蒙鞑备录注》一卷

5、《黑鞑事略注》一卷

6、《元秘史笺注》十五卷

附《元秘史蒙语原文十五功臣名》

7、《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

8、《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

9、《西游录注》一卷

10、《塞北纪程注》一卷

11、《异域说注》一卷

12、《近疆西夷传注》一卷

13、《岛夷志略广证》二卷

14、《女真考略》一卷

15、《蒙古源流笺证》八卷

16、《汉律辑存》一卷

17、《晋书刑法志补》一卷

18、《法藏一勺》四卷

19、《海日楼文集》二卷

20、《乙盦诗存》厶卷

21、《海日楼诗集》厶卷

22、《海日楼诗补编》厶卷

23、《寐叟乙卯稿》一卷

24、《喁于集》一卷

25、《倦寐联吟集》一卷

26、《僾词》一卷

27、《海日楼馀音集》一卷

28、《东轩语业》一卷

29、《曼陀罗寱词》一卷

30、《寐叟书牍》二卷

31、《类贴考》厶卷

32、《寐叟题跋》四卷

33、《碑跋》一卷

34、《答龙松生书法问》一卷

35、《东轩温故录》一卷

36、《东轩手鉴》一卷

37、《札记》一卷

38、《笔记》一卷

39、《月爱老人客话》一卷。(1919年于上海)

40、《冶城客话》一卷

41、《护德瓶斋客话》

42、《护德瓶斋涉笔》一卷

43、《护德瓶斋笔记》

44、《潜究室札记》一卷

45、《全拙庵温故录》一卷 (1919年于上海)

46、《菌阁琐谈》二卷

47、《鄂游栖翫记》二卷

48、《简端录》

另外还有《蒙古源流笺证》、《机秘史笺注》、《元秘史笺注》、《汉律辑补》、《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辛丑札丛》》、《辛丑札记》、《寐叟题跋》

二、沈曾植的书学思想

嘉道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小学家金石家大量涌现,影响到书法领域,更是书风为之一变,出现许多擅长写碑风格的书家,如洪亮吉、孙星衍、桂馥、伊秉缓、何绍基、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等等。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则出现阮元的“北碑南帖说”,提倡学碑。再经包世臣的阐扬,蔚然成风。至清末康有为一出,尊碑抑帖之说臻于顶点。风气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戌变法后,曾力劝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揖》。由于康有为的影响力和《广艺舟双揖》一书的煽动性,把当时康有为周围的一些思想给淹没了。

沈曾植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遗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较为系统的著述。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海日楼题跋》、《寐叟题跋》及给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语,多为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

沈曾植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笃信黄小仲的“始艮终乾”和包氏的“中画圆满”之说,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对唐代的张怀瓘《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最为心仪。中年由帖入碑,嗜张裕钊的书法,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崇,于结体注意颇多。光绪壬寅以后,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但那时他对帖有些生疏,在《旧拓圣教序跋》中自认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绪了。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

潜于古今嬗变之理,持论精微,常发前人未发之论,如他在给门人谢凤孙的信中提到“冬心开顽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阁琐谈》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中郎亡隶以波发”;又如在《护德瓶斋涉笔》认为,“西汉未隶石刻间杂为正书”;又如称金文中的楚人书,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上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又如他认“李怀琳之《绝交书》、孙虔礼《书谱》,皆写书之变体,其源出于《屏风帖》。”等等。

沈曾植为学兼及汉宋,于书学既重考证及相关的历史渊源关系,亦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他留下来的有关书法题跋大多属于考证辨别碑帖源流的札记,从中还是能看到较为系统独到的书学观点。在重历史渊源关系方面,于下面诸跋中可以看出:

上虞罗叔祖影拓□氏旧本,此是真面目,笔意风气,略与《刘玉》、《皇甫鳞》相近,溯其渊源,盖《中岳北岳二灵庙碑》之苗裔。 一一《张黑女墓志跋》

昔尝谓南朝碑碣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用师中印,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一则顿宏激昂,锋距出《梁鸽》,而益饰以文,构法于《洛神》不异也。 一一《张猛龙碑跋》

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小王,此铭则由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者,可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一一《敬使君碑跋》

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方面,亦多具创见。如在《王珣贴跋》中认为“《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特南渡名家,韵度自异耳。”指出南北书法有相同之处,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韵风气更甚些,此说颇合史实。又如在《松江急就章跋》中认为“松江《急就》决为唐临不疑,有讹略之迹,而无讹略之情也。推迹以知情,是在善学者。”此说体现了他的疑古精神,“推迹以知情”即是他的持论方法。又如他在《多宝塔碑跋为谢复园题》中认为“鲁公书源本出殷氏父子,后得笔诀,困法河南,所调厌家鸡欣野资者耶?然如此砷结体,固不能与《裴镜民碑》绝无瓜总也。此拓梢绝,于用笔劲媚处,点画紫拂,绰绰可寻,绝非剜后秃木者可比。”此跋极精到,非有书法家之义本事、真眼光者,不能悟解。所谓真本事、真眼光者,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书写状况,处于同一境界,神与之游,发而为论则无隔阂。沈曾植在这方面要比康有为高明许多,宋代苏东坡成自豪地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此话若移作沈曾植的话,也是非常贴切的。

沈曾植对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势,如在《蔡氏分法即钟氏隶法》中提到:““固非修短纤浓,波点相资,无以呈其意势。”又如在《论行楷隶篆通变》中认为:“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这就是他独到“异体同势、古今杂形”观,在清季碑学运动中属于新理妙发。二是重形,如他认为“逸少学钟书,最胜处可证得于势巧形密。”又如他认为“《入山帖》瘦质处可证《化度》,可通草书《千文》。”又如他对卫恒《书势》中“修短相副,异体同势,……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这十六字相当推崇,其晚年书法风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笔,他对卫恒《书势》中的“奋笔轻举,离而不绝”一语非常认同,于用笔的提按起伏、藏锋油颖体悟甚多。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蔡邕亡隶以波发,观照他晚年作品中翻腾的用笔,约略可以推想。他还认为钟繇用笔最曲,王献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钟繇的曲对他晚年书风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这与他为学雅尚险奥,清言见骨相一致的。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书谱》杂志上提出“碑跋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引起书学界的广泛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清季书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 评唐《兖公颂》时,曾提出“字画失度处缘刻手不精耳”。之后的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都未看透北碑背后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独具,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问题。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转笔势,突然毕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志跋》中提到:“逆锋行笔颇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齐《使持节都督元贤墓志跋》中认为“刻手太粗”;在北魏《乐安王元绪墓志跋》中认为“刻工草草”;在《临淮王元彧墓志跋》中认为“此书甚工,刻乃不称”:在隋《杨厉墓志跋》中认为“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仪如此,他对拓本的精确与否也十分关注,如他认为《国学本定武兰亭》“极圆润,而未免轻弱。然刻手极精,纤锋华见”:认为《旧拓定本兰亭》“刻工亦颇能传之,殆非天水时代良工不办山”:认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无神采”;认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书,其墨色拓工俱绝。……锋颖丰利,真能以刀代笔”;认为《丰存礼小楷普门晶》“书法谨严,刻尤精绝”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于一炉,与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砷帖背后刻手问题有着大的关系。

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沈曾植书法以占为变.以古为新,翻覆盘转,新意十足。历史上,米芾、赵左頫是以古为新的成功实践者。沈曾植在给门生谢凤孙的信中曾指出:“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今忽曰:以临古为大病,此涣何耶?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办单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寻贱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办有拟法。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不安也。”但沈曾植的复古意识与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比较起来,还是很有特点。米、赵、董复古以正统自勉,非二王不学,以取晋药为主,非“相杂文生”。所以,他们的书学思想中很难见到诸如沈曾植所主张的“异体同势”、“古今条形”、“中画圆满”、“分画中虚”这些内容。孙过庭所谓“古质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书法形式上的变化,注重参势而姿生的结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除了上述的种种鲜明的见解外,还具有一颈勇猛精进的心。他在书学上没有像包世臣那样钻牛角尖,而是主张古今融合,南北相济,以期相生相发的境界。在实践上,他非常大胆地运用“抽锋”、“卧笔”之类的手段,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觉得有些偏胜;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恰到好处。 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学识淹博,精研西北史地。书法融合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自成面目。谈中国五十年来书法者,巍然为一代宗师。间作山水小幅,淡雅有韵致,惟不多作。卒年七十一。着海日楼诗。

自古以来,历代皆有人龙翘楚,为一时风习之始作佣者,或为人文盛事推波澜,领袖群伦,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游,陈散原、王国维、余肇康、罗叔言、张元济、郑孝涉、章一山、马一浮、诸贞壮、胡朴安等,皆一时硕学;其所友,曾农髯、翁同觎、播祖荫、吴昌硕、李瑞清;其所启者,便有风云人物康有为;其所教,便有沪上王蘧常等四十余子。不只中国前清遗老尊崇有加,便东瀛学人亦曾称誉其为“中国大儒”。

三、沈曾植绝笔对联欣赏

行书“岑碣熊铭入甄选,金石绣段助裁纰”是沈曾植的绝笔之作,纸本,纵147厘米,横36.5厘米,作于1922年11月20日的午后,数小时后,也就是写完这副对联的当天傍晚,沈曾植突然发病,次日凌晨三点他就驾鹤西去了。与此联同时书写的,还有一副对联,也是行书七言联,写在白冷五尺金笺上,联语曰: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两副对联,前一副为“宝生仁兄”作,署“寐叟”,并钤“沈曾植印”、“海日楼”两枚白文方印,后一联无上款,也未署名款。两副对联在沈曾植的相关文献中均有著录,但是后一联已不知所踪,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沈曾植绝笔,只有这一副对联了。当年在整理遗物时,沈曾植的儿子沈慈护不忍将先父绝笔移为他属,就没有将此联交给“宝生”而是留在了海日楼(沈曾植斋号)中。之后,沈慈护请其父生前好友、学生弟子先后题写跋识,计有沈金鉴、周善培、王甲荣(王蘧常父亲)、马一浮、王蘧常、谢无量、盛沅、莫永贞、吕渭英、钱熊祥、胡朴安、宝璇、诸宗元、高振霄、叶恭绰、金兆藩、夏敬观、江庸、陈家栋、朱奇等20人,皆为一时俊彦。其中王蘧常是沈氏高足,与恩师情谊非同一般,他先后三次在裱边写下题跋,字里行间都是情,充满无尽的思念。后来此联从沈家佚失,十余年后的1940年,杨复昌在书肆中偶然发现并买下这副对联,之后辗转易为陈家栋所有。陈家栋是南社社员,/民/国/时曾在上海、山东、江西、重庆等地财政金融界担任要职,他请同为/南/社/社/员/的著名学者胡朴安观赏,胡朴安当然赞叹不已,并认为此联既为沈曾植易箦前的绝笔,当归海日楼后人收藏。这正是陈家栋的心愿,但因为俩人都不认识沈慈护,于是几经辗转,才托人促成了此联完璧归藏海日楼,传为一段佳话。

沈曾植是学问大家,书法宗师,易箦前撰楹联平静如常,以学论艺,用典蕴藉,措词舒缓而隽永,是无我胸怀。而其书法由帖融碑,独标高格,自来评价极高。此联如何?曾熙所言最妙:“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乃书法大雅境界,至为难得。